来源：2025年3月21日 当代世界作者：王健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方面，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中心，博弈对抗性上升，阵营对立加剧，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点增多；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技术主导的新产业生态可能出现分叉，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引发新的地缘经济之争；全球性挑战依然严峻，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使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影响全球治理走向的重要变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特征，在中国周边地区也有明显体现，使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新形势。
首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加快推进“印太战略”，积极打造地区同盟体系，给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更加严峻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在中国周边加快推进“印太战略”安全议程，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地区联盟，形成了“2+3+4+5+X”的联盟体系。“2”是强化中国周边地区双边军事同盟，即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3”是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AUKUS），并积极推动“第二支柱”建设，力图拉拢日韩参加“奥库斯”，加强先进军事技术项目合作，同时积极推动构建美日韩、美日菲、美韩菲等小三边机制，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协作平台；“4”是提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5”是加强“五眼联盟”合作，组建美英日澳新“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PBP）；“X”是推动北约“印太化”甚至“印太”北约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这一趋向有所加强，周边国家的军备竞赛也随之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断加大对台军援军售，在菲律宾新增4个新军事基地直接面向台海或南海，推进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明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覆盖台海、南海。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其外交安全团队绝大多数都是反华的“鹰派”人物，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或将进一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恐怖主义在周边南亚和中亚地区重新活跃，一些国家甚至推动强化恐怖组织的反华认知，出现“引恐反华”的趋势，严重威胁中国海外利益。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之上，其推动的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光伏设备加征关税等，使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也给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造成诸多阻碍。
其次，全球地缘经济沿着地缘政治裂痕逐渐碎片化，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新技术产业生态可能出现分叉，这将对中国周边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一是美国大力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其中的供应链和清洁经济两大支柱对中国在周边国家的相关产业合作造成影响，因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具有排他性，例如建立“印太供应链监测机制”，而“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周边国家。美国还拼凑所谓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目前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已经加入该机制，美国还在拉拢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中亚国家。二是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和出口采取“小院高墙”政策，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也随之效仿。例如，美国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4）。2023年7月，日本宣布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措施。由此，带有政治倾向的非透明化审查对东亚地区产供链特别是技术链构成严峻挑战。三是美国加快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和制造业“回流”，并提出“近岸化”“友岸化”，强制推动一些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中国周边地区。2023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提出新概念，即将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经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盟国家到孟加拉国，并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新月形地带”称为可以取代中国的“亚洲替代供应链”。事实上，从2017年到2024年11月，虽然美国进口总额整体上升，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重从21.6%下降至11.2%，但东盟、印度以及北美的墨西哥则迅速填补了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产生的“真空”。与此同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中间品、资本品出口增长较快，与东盟等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关系更加密切，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被拉长。2023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4.13万亿元，东盟连续多年保持中国中间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但随着美国持续收紧原产地规则及加强海关针对性执法，阻遏中国产品通过出口、转口贸易和转移投资来规避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推行新关税政策，将对现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新的冲击，也会增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摩擦。
再次，“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因素，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壮大和战略自主性增强将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以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201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中国周边是“全球南方”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周边国家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是金砖合作机制成员国或伙伴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10个正式成员国中的7个国家、2个观察员国以及14个对话伙伴国中的5个国家都是中国周边国家。2024年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指出，成员国支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上海精神”与亚洲安全观、亚洲价值观高度契合，“上合组织+”合作模式具有开放包容特征，有助于推动中国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为区域治理提供独立自主的方案。东盟成立后不断发展壮大，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瞩目成就，引领东南亚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在2022年5月举行的东盟—美国特别峰会上，广大东盟国家的共同呼声是要和平、要合作，不要选边站队，不要分裂对抗。2023年2月，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表示将坚定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主张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不能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要发挥其独特优势和经济增长中心作用。同时，周边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成功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24年亚洲经济增速达到4.5%左右，亚洲GDP规模占全球比重预计为49%，仍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其中，中国周边的东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增速高于或接近全球平均增速。（文章节选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以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注释略；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